推广到全国，每个工厂都搞类似的互助基金，资金量就会变得很大，管理人员的选拔就成了问题，不是所有人都能把别人的钱当成自己的钱一样精打细算，有些人会挪用，有些人会截留，有些人会用基金的账目来掩盖其他支出。”

林北继续说：“更严重的是，有些人会利用慈善基金的招牌来获取社会信任和资源，再用这些资源去搞别的名堂，比如利用基金的名义向企业募捐，再通过关联企业做账，把资金转回自己手里，或者用基金的钱去投资高风险项目，赚了归自己，亏了算基金账上。”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有些人会刻意把基金的支出结构做得复杂，让外人看不懂钱到底去了哪里，每一笔支出看起来都有正当理由，但汇总到一起就会发现大部分资金流向了与基金管理人有关系的机构和个人。”

邹百里沉默了一会儿：“这些事情，你见过？”

林北说：“在米帝的时候看过很多类似的案例，慈善基金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前提是管理人的自律和制度的约束，如果这两条都做不到，再好的初衷也会变味。”

邹百里没有接话，手指在桌面上又敲了两下，像是在消化林北刚才说的那些话。

林北继续说：“红星厂的互助基金之所以能运行得好，是因为规模小，且仅限在红星厂的范围，每一笔支出都有人盯着，而且管理小组的几个人都在全厂的监督之下。一旦推广到全国，规模大了，监管跟不上，就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邹百里严肃的点头说道：“看起来确实是有很大的隐患，我原本还想看看能不能推广一下，这种互助的方式，确实是很有用。”

“只要是少数人捏住大部分人的钱，那就容易出问题。”林北若有所指的说道。

至于社保制度，林北自然知道，可在林北看来，还不适合这个时期的种花家。

首先是财政承受能力的问题，种花家底子太薄，全国工业产值有限，农业尚未实现稳定增产，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养老制度，需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来支撑。

这笔钱从哪里来，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如果靠企业缴纳，当时大部分企业刚刚完成公私合营或者国营化改造，利润微薄，不具备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