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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楼，水泥栏杆，楼道里贴着手写的计划生育标语，楼下煤棚子一字排开。

连自行车棚里那几十辆二八大杠都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真家伙。

陆虞比围读会提前到了五天。

他没住剧组安排的酒店，直接搬进了家属院三楼的一间旧屋。

屋里烧着暖气，暖气片上常年搭着毛巾抹布，楼道里一股煤烟和酸菜混杂的味道。

白天他揣着手在家属院里转悠，看留下来的退休老工人下棋遛鸟晒太阳，听他们说话。

辽省话尾音往下沉，骂人带笑，夸人也带着三分损。

他拿手机录下来，晚上回去一句一句地听，跟着学。

陆虞还跑了好几趟旧货市场。

搪瓷缸、铝饭盒、的确良衬衫、牡丹牌的雪花膏，摊子上什么都有。

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看他一个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小伙子蹲在那儿翻旧挂历，乐了：

“小伙子，翻这玩意儿干啥，收藏啊？”

“不收藏，”陆虞拿起一本八二年的挂历，掸了掸灰，“找个人。”

大爷没听懂，陆虞也没多解释。

他要找的那个人叫沈秋白，七十年代末出生在这样的大院里，一九八二年的冬天，可能还穿着开裆棉裤在楼道里乱跑。

住了几天，家属院里的老住户都认识这个高高大大，长相帅气的小伙子。

下棋的老张头跟他讲，当年厂里下班，几百辆自行车从厂门里涌出来。

车铃声响成一片，跟涨潮似的。

“那时候谁家小子能进厂当工人，那是铁饭碗，走路都带风。”

陆虞蹲在旁边听，听到有意思的就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什么“嘎嘎好”“杠杠的”，管孩子叫“小兔崽子”是骂也是亲，要看当时的语境。

这些口癖和语气，剧本上没有。

人物是从市井生活里长出来的，不能全靠剧本。

晚上回了屋，陆虞就对着镜子练。

一句话掰成七八种说法，练到哪个不像演的，就算是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