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种病态的繁荣。

梅花别墅内，炉火烧得正旺。

一代名伶梅兰芳先生，正坐在书房里练字。

自从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他蓄须明志，罢歌罢舞，已经很久没有登台了。

管家悄悄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从特殊渠道弄进来的油印小报。

“先生，您听听这个。”管家低声说。

“北边传来的消息。说是有位曾经也是行里的角儿，叫柳如丝的，在八路军的地道里，给快饿死的难民唱了一出《长城谣》。”

梅兰芳的手悬在半空，笔尖的一滴墨落下，在宣纸上晕染开来，像是一朵黑色的泪花。

“柳如丝……”梅兰芳沉吟片刻。

“我记得这个名字。早年在天津卫，倒也是个有些灵气的，可惜后来流落风尘。没想到……”

“听说那一嗓子，把一千多号人都唱哭了，也唱活了。”管家感叹道。

梅兰芳慢慢放下了笔。

他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脸上那两撇蓄起来的胡须。

“戏子，戏子。”他轻声说道。

“世人都道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可如今看来，在那冻土之上，这所谓的下九流，却比那些高坐在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更懂得什么叫家国。”

他转过身，对着北方的窗户，虽然那里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他没有唱，只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节拍。

那节奏沉稳、悲凉，正是《长城谣》的旋律。

“若是抗战胜利了……”

梅兰芳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我当去那三官庙，在那地道口，为这位柳姑娘，也为那位陈先生，唱上一折《抗金兵》。”

这一天，从重庆的雾，到昆明的风，再到上海的雪。

一张张报纸，一段段电波，像是一场无声的雷暴，滚过1943年初的中国大地。

人们并不知道陈墨是谁，甚至不知道三官庙确切在哪。

但那个关于冻土下的蚁穴、苦盐水和血棉衣的故事，像是一根刺，扎进了这个民族最麻木的神经里。

在茶馆，在码头，在学校，在工厂。

无数双眼睛看向北方。

那里有一群人，在最深的绝望里，守着最后一点希望。

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变成了每个人喉咙里咽不下的一口哽咽。

陈墨并不知晓这一切。

他只是在那地道里，用苦盐水吊着命，在等待着那个反击的时刻。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