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商税流程建了。度支书院立了。情报网散了。该交给李治的人交了。”

“该还给五姓的数据还了。该写给陛下的军书全写了。我的事做完了。”

城阳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把她自己的那只小铜手炉从袖子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两只炉子并排放在一起。

一只刻着“城”，一只刻着“阳”。

阳光从槐花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铜面上。

“你的做完了，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交给下一批人。过二十年长安城会有一批从小在度支学堂里学会怎么看数据的年轻官员。他们会做我做不到的事。”

“你做的是给他们留位置。”

“不是位置。是工具。”

五月初十，李治在东宫设了一席便宴。

不是宴会，就是一张小圆桌，几个菜，一壶酒。

来的人只有三个：杜荷，狄仁杰，薛仁贵。

李治坐在主位，杜荷坐在他对面。

这少年现在已经不是少年了，十七岁的储君坐在东宫的饭桌前，亲自给杜荷斟了一杯酒。

“先生，这一杯敬你。”

“敬我什么？”

“敬你没有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开。”

杜荷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很淡，但很暖。

狄仁杰坐在杜荷旁边，他已经不是县学第一排那个只会抄笔记的孩子了。

大理寺最年轻的书吏，东宫的政务文书整理者，十七岁。

他端着一杯茶，他不喝酒，敬了杜荷。

“先生，这一杯是我自己泡的茶。不好喝，但我会学会泡好的。”

薛仁贵坐在杜荷另一边。

他碗里是白水。

他把水端起来对着杜荷举了一下，然后一口喝了。

没说话。但那双被灶火熏过的眼睛里有一种很重的承诺。

比千言万语都重。

五月中，长安城迎来了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不冷也不热，风吹在脸上是软的。

杜荷每天早上还是去县学，但不再上讲台了。

他坐在度支学堂最后一排听狄仁杰代他的课。

有时候也去西市明算堂帮陆元规理几本账。

有时候去找郑仁泰喝酒，老头骑着老马回来了两趟，带了两篮子凤翔的枣。

有时候他什么地方也不去。

就在公主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面坐着。

薛仁贵劈他的柴，城阳缝她的衣裳。

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