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我看著那一列覆盖著星条旗的黑色火车，载著我的遗体，穿过悲伤的人群，一路向北，回到海德公园的土地。

我看到了人们脸上的泪水，听到了教堂里为我敲响的丧钟。

一开始，我感到错愕，然后是巨大的悲伤。

我还没看到战争的最终胜利，还没来得及亲手描绘那个和平世界的蓝图。

但很快，这种悲伤就被一种奇妙的兴奋感取代了。

我发现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看到任何我想看的东西。

我悬浮在白宫的上空，看著哈里·杜鲁门手按圣经，在那间椭圆形办公室里宣誓就职。

他手心全是汗，眼神里藏著一个密苏里州农场主突然被告知要掌管世界的慌乱。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站在他的身后，脸上带著一种复杂的表情。

或许对他来说，不必背负这个帝国的重量，是一种幸运。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那时候，我以为我留下的遗产坚不可摧。

我看到大兵们乘坐著巨大的运输船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归来。

他们扔下步枪，亲吻著码头上等待已久的爱人，然后拿起了书本和锤子。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大学，或者是搬进郊区带草坪的新房子。

那时候的美国，像一台刚刚预热完毕的引擎。

工厂的烟囱日夜喷吐著白烟，工会的力量如日中天。

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能凭一份工资养活全家，还能买艘小船在周末去湖上钓鱼。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虽然在那抱怨税率太高，但他们依然乖乖地把钱借给实业，而不是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品。

我飘荡在纽约上空，看著这繁荣的景象，心里甚至有一丝得意。

我驯服了资本主义这头野兽。

我给它套上了笼头，让它为人民拉车，而不是吃人。

我以为这会一直持续下去。

几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很快，画面开始变化。

七十年代，石油危机，通货膨胀。

人们开始焦虑，开始怀疑。

然后，那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演员上台了。

他站在讲台上，用那迷人的微笑告诉美国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我在虚空中发出了怒吼，但没人听得见。

那个蠢货在拆我的房子！他在拆掉那些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