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地“天职”，却因为苛捐杂税活不下去了。“天心相悖”理论就会把问题找到了统治阶层身上。

…宣冲恍然：这社会理论的核心不是正义，而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必须要给“刍狗”苟活的路…

就拿繁衍来说，这是百姓和士大夫们都要做的事情。即“天之允”。

百姓们只要努力在工厂中工作，积攒足够成家立业之资即可。

而士大夫呢？决不能如同“亨汉”末年那样狂买奴婢，婢女劝酒不力就杀；而是要拿出家资：“损有余，而补不足。”

例如，在当朝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亨汉”灭亡时，就重点阐述了一个现象。

对小家小户来说，培养的男子能作为主要劳动力；相对而言，女子要培养，对家庭的经济价值差，故常常丢弃女婴。

而百姓们如此“个人所想”，不符合客观长远发展，就造成了“天心相悖”；亨汉末年，人口膨胀，却少有战争消耗男子数量，故，随着九州大地一声雷，挑动黄河天下反。

本朝吸取了教训。

小门小户趋男避女的情况，是难以用律法来约束。

为了防止产生“天心相悖”的后果，律法是命令各地士大夫们强行担责。一所所公义堂建立起来，专门收女婴。

在工业化的粮食供应下，公义堂内的这些丁口完全能够养得起。

至于这些女子笄礼后，则是以公义堂为父母，而婚配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以公义堂说的算。

而公义堂，由于是当地士大夫们出资，所以所嫁的都应当是本地的青壮。

而娶了公堂女子的男子，所要下的聘礼，除了一头猪和红布之外，还有巨额的贷款。

既然让本地力夫们贷了款，本地豪强们就必定为其就业而奔波。东图内的捕鲸业，纵然是个铁饭；但刘荡阵依旧要拿出钱，来折腾钢铁业以及航运业务。

现汉各地，那些传了上千年的世家，早就不是魏晋那样，闲着没事干就清谈；忧愁的睡不着而求玄。

现汉踏入近代后，存续了一套有着清晰指标的考核体系，让各地掌握资源的世家大族维持着本土的“家和万事兴”。谁也担不起“天心相悖”的大帽子。

像农民起义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像明清时候问责地方大员这么简单；而是当地